天津市造纸厂的前身？

“老纸厂”是天津公私合营天津造纸厂前身——倪记纸厂的俗称。该厂建于1923年，由留美博士倪锡纯（宋美龄的舅舅）营建。他想搞一个板纸生产试验基地，考察后选中现津南小站、咸水沽、葛沽等水稻种植区。从质量角度考虑，小站稻的稻草纤维强度高，加上色泽金黄，十分适合造纸。

老海河的水源及漕运，更可满足造纸用水及运输需求。咸水沽西的海河及月牙河直角交汇处的一片耕地，成为理想厂址。该地业主姓李，听说要建设中国自己的工厂，毫不犹豫地低价将地块转让给倪博士。由于倪只懂技术，不善经营，厂子经营几年下来利润甚微。为了支持下去，只得向社会集资。其间李蔼臣、宁钰亭二位绅士重金入股，因李姓资金雄厚取得控股权。李是咸镇边缘北洋码头村人，为了荣耀故里，注册产品商标为“马头牌”黄板纸（“马头”与“码头”谐音）。打入市场后，由于货源充足、质量上乘且稳定，颇受客户欢迎，并在香港市场获免检荣誉。

好景不长，1937年日寇铁蹄践踏到津南地区。日寇觊觎造纸厂，想方设法收购，再加上匪患猖獗，小站大土匪李秀三（外号“三品子”）垄断稻草，不卖给造纸厂。由于原料短缺，无奈厂方派代理人巴仁全冒死找土匪谈判。约定每年给土匪大洋5万元，才使稻草得以放行。这无疑增加了成本。针对日寇收购，资方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动员全厂二百余职工，勒紧裤带坚持生产。倪博士召集工人开会，只说了两句话：“我们要吃饭。”“工厂决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工人们群起响应。当时的状况是，无论劳资，每人每天7斤山芋干充饥，只是管理人员的山芋干块大一点儿。这样时好时坏地支撑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后，因资方没钱开工资，加上不了解我党政策，股东韩存逊、董少臣、邱子丰召开联席会，想把工厂卖给内蒙古人，并邀请对方来厂视察。工人们坚决反对，选出代表陈宝林、孙玉荣和资方谈判。最后以把每人每天12斤棒子面工资，缩减到每人每天5斤的代价，把工厂硬撑了下来。

1955年公私合营，倪记纸厂更名“天津振华造纸厂”。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扩大再生产。工厂面貌焕然一新，生产规模逐渐扩大。工人业余生活也丰富多彩起来，先后成立业余剧团和花鼓队。每当节日庆祝游行，身穿劳动布工作服、头戴八角帽的振华纸厂仪仗队，精神抖擞步伐整齐。在花鼓队的伴奏下，高唱着《我们工人有力量》的歌声，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文革”开始后，振华造纸厂更名为天津板纸厂。因造反武斗时有发生，厂里也受到冲击，但始终坚持生产不停车。新时期以后，工厂进一步发展，全厂注册职工3500多名，年利润折合现今币值达亿元。随着历史的推移，一些高水耗、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渐露弊端。2002年，经营近八十年的倪记纸厂——天津振华造纸厂——天津造纸厂，终于完成使命主动退出工业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