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共赢的例子？

　　动物的互惠互助　　你知道吗?动物之间不光有生存竞争，还有互惠互助呢。　　蜜獾（huān）和导蜜鸟是一对好伙伴，它们常常相互合作，共同捣毁蜂巢。野蜂常把巢筑在高高的树上，蜜獾不容易找到它。目光敏锐的导蜜鸟发现了树上的蜂巢后，便去寻找蜜獾。为了引起蜜獾的注意，导蜜鸟往往扇动着翅膀，做出特殊的动作，并发出“嗒嗒”的声音，蜜獾得到信号，便匆匆赶来，爬上树去，咬碎蜂巢，赶走野蜂，吃掉蜂蜜。导蜜鸟站在一旁，等蜜獾美餐一顿后，再去独自享用蜂房里的蜂蜡。　　海葵虾和红海葵也合作得很好。海葵虾的两只大螯（áo）各自夹着一只红海葵，整天东游西荡。一旦遇到危险，海葵虾立即提起红海葵，红海葵便用有毒的触手对付来犯者。这样，海葵虾可以到处觅食，不必为安全担忧；而红海葵只要收集海葵虾吃剩的食物就足可以饱腹了。　　鳄鱼和千鸟的互惠互利更为有趣。千鸟不但在凶猛的鳄鱼身上寻找小虫吃，还进入鳄鱼的口腔中，啄食残留的鱼、蚌、蛙的肉屑和寄生在里面的水蛀，帮助鳄鱼清洁口腔。有时鳄鱼把大口一闭，千鸟就被关在里边。然而你不必为千鸟担心，只要千鸟轻轻用喙击打鳄鱼的上下颚，鳄鱼就会张开大嘴，让千鸟飞出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　　马克思与恩格斯这两位革命巨人之间的友谊，是世界上的任何友谊都没法比的。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才能十分敬佩，说自己总是踏着恩格斯的脚印走。而恩格斯总是认为马克思的才能要超过自己，在他们的共同事业中，马克思是第一提琴手而自己是第二提琴手。《资本论》这部经典著作的写作及出版，就是他们伟大友谊的结晶。　　1848年大革命失败后，恩格斯不得不回到曼彻斯特营业所，从事商务活动。这使恩格斯十分懊恼，他曾不止一次地把它称作是“该死的生意经”。并且不止一次地下决心：永远摆脱这些事，去干他喜爱的政治活动和科学研究。然而，当恩格斯想到：被迫流亡英国伦敦的马克思一家经常以面包和土豆充饥，过着贫困的生活时，他就抛开弃商念头，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并取得了成功。这样做，为的是能在物质上帮助马克思，从而使朋友，也使共产主义运动最优秀的思想家得到保存，使《资本论》早日写成并得以出版。　　于是，每个月，有时甚至是每个星期，都有一张张一英镑、二英镑、五英镑或十英镑的汇票从曼彻斯特寄往伦敦。1864年，恩格斯成为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合伙人，开始对马克思大力援助。几年后，他把公司合伙股权卖出以后，每年赠给马克思350英镑。这些钱加起来，大大超过恩格斯的家庭开支。　　从马克思来说，也正是为了对刚刚兴起的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有效的指导，为了揭露资本主义的根本缺陷，才接受了恩格斯这种帮助。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他们所有的一切，无论是金钱或是学问，都是不分彼此的。　　虽然他们分开了20年，但他们在思想上的共同生活并没有终止。他们每天要通信，谈论政治和科学问题。在一段时间，马克思把阅读恩格斯的来信看作是最愉快的事情。他常常拿着信自言自语，好像正在和恩格斯交谈似的。　　“嗯，不对，反正情况不是这样……”　　“在这一点上你对了!”　　马克思说着说着竟高兴得流出了眼泪。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那样地相互尊重，在他们看来，任何人对他们的思想和著作的批评都不及他们彼此交换意见那样意义重大。于是，一有机会，恩格斯便摆脱商务，跑回伦敦。他俩天天见面，不是在这个家里，就是在那个家里。讨论问题时，他们在屋子里，各自沿着一条对角走来走去，一连谈上几个钟头。有时两人一前一后，半晌不吭一声地踱步，直到取得一致的意见为止。于是，两人就放声大笑起来。　　1867年8月16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凌晨两点，马克思向他的战友报告说，《资本论》第一卷所有印张(一共49个印张)的校对工作，都已结束。他兴奋极了，写信对恩格斯说：　　“这一卷能够完成，只是得力于你!没有你为我而作的牺牲，这样三大卷的大部头著作，是我不能完成的，我拥抱你，感激之至!”　　《资本论》于1867年9月14日在德国汉堡出版，这是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中，具有伟大意义的大事，也是两位巨人友谊的结晶。　　这种理解的友谊是那样深厚，甚至一直延续到马克思逝世之后。　　马克思在病重期间，曾告诉女儿爱琳娜说，希望恩格斯能为他尚未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做出点什么”来。当然，即使马克思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恩格斯也会去做的。　　从1883年马克思逝世时起，整整十年，恩格斯放下自己的工作，尽力从事《资本论》后两卷手稿的整理、出版，补充了许多材料，重新撰写了一些篇章，使《资本论》得以在1885年和1894年问世。　　协作精神的杰出范例　　1945年，瑞典皇家医学院决定将该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授予弗（fú）洛里、弗莱(lái)明和钱恩三人。授奖词中把青霉素的发现称为“现代医学史上最有价值的贡献”，并特别强调指出，这是“不同科学方法为了共同目标而协作的杰出范例。”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人类经常遭受到病菌的侵害。很多人由于受病菌感染，往往不治而终。然而，当时的医生对这些病菌了解甚少，在疾病面前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做垂死挣扎。　　伦敦大学圣玛丽医学院的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希望*自己的科学研究来改变这个状况。十几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探求消灭病菌的方法，研制杀死这些人类死敌的药物。1928年夏季，弗莱明发现一种绿色霉菌的分泌物能有效地杀死凶恶的葡萄球菌。他把这种绿色霉菌称为青霉菌，把青霉菌的分泌物命名为青霉素。　　在一次聚会上，弗莱明向英国一位大人物说起了自己的发现。那位大人物好心建议道：“弗莱明，你发财的机会来了啊。想想看，这种青霉素在今后医药上的用途有多大?你赶快去申请制造青霉素的专利权，从今以后，你和你的家人再也不用像现在这样为生计发愁了。”　　当时，弗莱明家累很重，还时常需要亲戚们的接济，所以这位大人物的建议也让弗莱明心动。但经过一番考虑，他还是谢绝了这一建议。他在给这位大人物的信中写道：“为了我自己和我一家人的荣华富贵，有意无意地去危害无数人的生命，我不忍心。”　　弗莱明知道，要把滤液中含量极少的青霉素提炼出来，并制成一种临床使用的药物，光凭他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还需要许许多多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在英国皇家《实验病理季刊》上把自己的发现公布于众，并呼吁更多的科学家参与到这一研究工作中来。　　英国病理学家霍（huò）华德?沃尔特?弗洛里也一直在对天然的抗菌物质进行研究。他历来主张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需要密切合作。弗莱明的发现公布以后，弗洛里决定和才华出众的德国生物化学家钱恩一起，共同进行青霉素的系统研究。　　从1939年开始，在弗洛里的主持下，一批热心的科学家自愿组成了实验攻关小组。细菌学家加德纳和山德士负责青霉素培养，钱恩负责从滤液中提取青霉素。山德士还研究出一种能测定青霉素含量的简便方法。培养液中青霉素的含量是极少的，要处理好几吨的滤液，才能得到一点点青霉素。科学家每天要洗刷几百个大玻璃瓶，培制十多吨培养液，还要接种、分离、干燥……工作十分艰苦。但科学家们都不以为苦，因为他们知道，一旦研制出青霉素制剂，将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福音。　　1940年，弗洛里等终于得到了最初的青霉素制品，它的杀菌能力空前强大。这时，正好附近有家医院收治了一位严重感染的病人，他被送进医院时已经神志不清。虽然医生

　　动物的互惠互助　　你知道吗?动物之间不光有生存竞争，还有互惠互助呢。　　蜜獾（huān）和导蜜鸟是一对好伙伴，它们常常相互合作，共同捣毁蜂巢。野蜂常把巢筑在高高的树上，蜜獾不容易找到它。目光敏锐的导蜜鸟发现了树上的蜂巢后，便去寻找蜜獾。为了引起蜜獾的注意，导蜜鸟往往扇动着翅膀，做出特殊的动作，并发出“嗒嗒”的声音，蜜獾得到信号，便匆匆赶来，爬上树去，咬碎蜂巢，赶走野蜂，吃掉蜂蜜。导蜜鸟站在一旁，等蜜獾美餐一顿后，再去独自享用蜂房里的蜂蜡。　　海葵虾和红海葵也合作得很好。海葵虾的两只大螯（áo）各自夹着一只红海葵，整天东游西荡。一旦遇到危险，海葵虾立即提起红海葵，红海葵便用有毒的触手对付来犯者。这样，海葵虾可以到处觅食，不必为安全担忧；而红海葵只要收集海葵虾吃剩的食物就足可以饱腹了。　　鳄鱼和千鸟的互惠互利更为有趣。千鸟不但在凶猛的鳄鱼身上寻找小虫吃，还进入鳄鱼的口腔中，啄食残留的鱼、蚌、蛙的肉屑和寄生在里面的水蛀，帮助鳄鱼清洁口腔。有时鳄鱼把大口一闭，千鸟就被关在里边。然而你不必为千鸟担心，只要千鸟轻轻用喙击打鳄鱼的上下颚，鳄鱼就会张开大嘴，让千鸟飞出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　　马克思与恩格斯这两位革命巨人之间的友谊，是世界上的任何友谊都没法比的。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才能十分敬佩，说自己总是踏着恩格斯的脚印走。而恩格斯总是认为马克思的才能要超过自己，在他们的共同事业中，马克思是第一提琴手而自己是第二提琴手。《资本论》这部经典著作的写作及出版，就是他们伟大友谊的结晶。　　1848年大革命失败后，恩格斯不得不回到曼彻斯特营业所，从事商务活动。这使恩格斯十分懊恼，他曾不止一次地把它称作是“该死的生意经”。并且不止一次地下决心：永远摆脱这些事，去干他喜爱的政治活动和科学研究。然而，当恩格斯想到：被迫流亡英国伦敦的马克思一家经常以面包和土豆充饥，过着贫困的生活时，他就抛开弃商念头，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并取得了成功。这样做，为的是能在物质上帮助马克思，从而使朋友，也使共产主义运动最优秀的思想家得到保存，使《资本论》早日写成并得以出版。　　于是，每个月，有时甚至是每个星期，都有一张张一英镑、二英镑、五英镑或十英镑的汇票从曼彻斯特寄往伦敦。1864年，恩格斯成为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合伙人，开始对马克思大力援助。几年后，他把公司合伙股权卖出以后，每年赠给马克思350英镑。这些钱加起来，大大超过恩格斯的家庭开支。　　从马克思来说，也正是为了对刚刚兴起的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有效的指导，为了揭露资本主义的根本缺陷，才接受了恩格斯这种帮助。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他们所有的一切，无论是金钱或是学问，都是不分彼此的。　　虽然他们分开了20年，但他们在思想上的共同生活并没有终止。他们每天要通信，谈论政治和科学问题。在一段时间，马克思把阅读恩格斯的来信看作是最愉快的事情。他常常拿着信自言自语，好像正在和恩格斯交谈似的。　　“嗯，不对，反正情况不是这样……”　　“在这一点上你对了!”　　马克思说着说着竟高兴得流出了眼泪。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那样地相互尊重，在他们看来，任何人对他们的思想和著作的批评都不及他们彼此交换意见那样意义重大。于是，一有机会，恩格斯便摆脱商务，跑回伦敦。他俩天天见面，不是在这个家里，就是在那个家里。讨论问题时，他们在屋子里，各自沿着一条对角走来走去，一连谈上几个钟头。有时两人一前一后，半晌不吭一声地踱步，直到取得一致的意见为止。于是，两人就放声大笑起来。　　1867年8月16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凌晨两点，马克思向他的战友报告说，《资本论》第一卷所有印张(一共49个印张)的校对工作，都已结束。他兴奋极了，写信对恩格斯说：　　“这一卷能够完成，只是得力于你!没有你为我而作的牺牲，这样三大卷的大部头著作，是我不能完成的，我拥抱你，感激之至!”　　《资本论》于1867年9月14日在德国汉堡出版，这是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中，具有伟大意义的大事，也是两位巨人友谊的结晶。　　这种理解的友谊是那样深厚，甚至一直延续到马克思逝世之后。　　马克思在病重期间，曾告诉女儿爱琳娜说，希望恩格斯能为他尚未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做出点什么”来。当然，即使马克思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恩格斯也会去做的。　　从1883年马克思逝世时起，整整十年，恩格斯放下自己的工作，尽力从事《资本论》后两卷手稿的整理、出版，补充了许多材料，重新撰写了一些篇章，使《资本论》得以在1885年和1894年问世。　　协作精神的杰出范例　　1945年，瑞典皇家医学院决定将该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授予弗（fú）洛里、弗莱(lái)明和钱恩三人。授奖词中把青霉素的发现称为“现代医学史上最有价值的贡献”，并特别强调指出，这是“不同科学方法为了共同目标而协作的杰出范例。”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人类经常遭受到病菌的侵害。很多人由于受病菌感染，往往不治而终。然而，当时的医生对这些病菌了解甚少，在疾病面前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做垂死挣扎。　　伦敦大学圣玛丽医学院的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希望*自己的科学研究来改变这个状况。十几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探求消灭病菌的方法，研制杀死这些人类死敌的药物。1928年夏季，弗莱明发现一种绿色霉菌的分泌物能有效地杀死凶恶的葡萄球菌。他把这种绿色霉菌称为青霉菌，把青霉菌的分泌物命名为青霉素。　　在一次聚会上，弗莱明向英国一位大人物说起了自己的发现。那位大人物好心建议道：“弗莱明，你发财的机会来了啊。想想看，这种青霉素在今后医药上的用途有多大?你赶快去申请制造青霉素的专利权，从今以后，你和你的家人再也不用像现在这样为生计发愁了。”　　当时，弗莱明家累很重，还时常需要亲戚们的接济，所以这位大人物的建议也让弗莱明心动。但经过一番考虑，他还是谢绝了这一建议。他在给这位大人物的信中写道：“为了我自己和我一家人的荣华富贵，有意无意地去危害无数人的生命，我不忍心。”　　弗莱明知道，要把滤液中含量极少的青霉素提炼出来，并制成一种临床使用的药物，光凭他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还需要许许多多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在英国皇家《实验病理季刊》上把自己的发现公布于众，并呼吁更多的科学家参与到这一研究工作中来。　　英国病理学家霍（huò）华德?沃尔特?弗洛里也一直在对天然的抗菌物质进行研究。他历来主张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需要密切合作。弗莱明的发现公布以后，弗洛里决定和才华出众的德国生物化学家钱恩一起，共同进行青霉素的系统研究。　　从1939年开始，在弗洛里的主持下，一批热心的科学家自愿组成了实验攻关小组。细菌学家加德纳和山德士负责青霉素培养，钱恩负责从滤液中提取青霉素。山德士还研究出一种能测定青霉素含量的简便方法。培养液中青霉素的含量是极少的，要处理好几吨的滤液，才能得到一点点青霉素。科学家每天要洗刷几百个大玻璃瓶，培制十多吨培养液，还要接种、分离、干燥……工作十分艰苦。但科学家们都不以为苦，因为他们知道，一旦研制出青霉素制剂，将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福音。　　1940年，弗洛里等终于得到了最初的青霉素制品，它的杀菌能力空前强大。这时，正好附近有家医院收治了一位严重感染的病人，他被送进医院时已经神志不清。虽然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