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是国有企业吗？

海尔集团是私企，并且是上市公司。

海尔集团创业于1984年，是全球大型家电品牌，目前已从传统制造家电产品的企业转型为面向全社会孵化创客的平台。在互联网时代，海尔致力于成为互联网企业，颠覆传统企业自成体系的封闭系统，变成网络互联中的节点，互联互通各种资源，打造共创共赢新平台，实现攸关各方的共赢增值。

2017天猫双十一“亿元俱乐部”榜单显示，海尔位列第三名。 2018 年6月20日，世界品牌实验室在北京发布了2018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分析报告。海尔(3502.78亿元)居第三位。 2018年7月，青岛海尔在"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中排行第499位。

看上去算是国企，其实不是

海尔集团的经济性质是旧体制下的二轻集体，城市二轻系统的工商企业和农村人民公社虽然也属于国家所有制的两种实现形式，但国家没有投资，而是通过政治运动把它们变成“二全民”。在所有制结构上，产权清晰的手工业合作社被改造成“财产归大堆”的“二国营”，私营经济被限制，实际上是被取消，结果是单一的公有制形式背离了我国多层次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海尔的前身青岛电机厂是50年代组织起来的一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最初是几个人凑钱干起来的，后来国家有赎买政策，又用合作社的利润给他们退了股，这个企业就变成了集体所有制。从根本上来讲，用企业的利润退股其实是不对的，那应该是股东的分红，但合作社上面有一个二轻集体企业联社也就是手工业联社，联社集中上去的管理费倒过来给股东，就算作退股，等于是一种回购。

　　从历史上看，海尔在青岛一直隶属于二轻联社，“从娘胎里头就是这样”。在1993年青岛海尔的上市报告中，对它的初始资本说得非常清楚。张瑞敏亲自看过50年代股东入股的原始凭据，有人出钱，有人以生产资料作价，几百元、几十元的都有，本来就是几个人凑起来的一家股份制企业。

国家赎买之后，企业属于集体公有，主导产品是一种家庭用的电葫芦（吹风机），亏损147万元，濒临倒闭。直到张瑞敏进入，转产冰箱，二轻联社用自身积累的利润在此时投入200余万，上市的时候又把这一投资作为法人股权。

　　张瑞敏上冰箱的时候，1700多万投资，全部是从银行贷的款。

其实二轻联社给的200万还不是上项目的钱，是用于搞技术开发一类的事，也不是一次到账，而是一点一点拨给的。200万够干什么呢？就是买了一些试验仪器，做了几个样机，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成果。当时谁也不当回事，但上市之后，二轻联社发现自己的股份越来越值钱，不仅每年从海尔这里都得到分红，而且，现在要是出手的话，就发大财了。

2004年12月，海尔在20周年纪念会上启动新标识，二轻联社主任还作为上市公司股东代表上台一起参与。

　　青岛海尔上市以后，青岛国资部门曾给海尔集团出过一个证明，即经过验资，海尔的资产内没有国有资产。张瑞敏说：“海尔不存在像有些媒体所说的，原来是国有企业，现在又变成集体企业，这是根本不存在的事。

这些人等于对中国企业的性质根本就不了解。过去集体企业千方百计想成为国有企业，但成不了，国家不让你成。这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差别在哪里呢？政府对集体企业的经营不进行干涉，与此同时也不提供资金援助，企业经营所需要的资金需要通过银行贷款等自行筹备。

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国家，集体企业的利润可以留下来再发展、再投资。

　　1984年海尔开始创业的时候，员工非常羡慕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很多优惠政策海尔得不到，很多员工说，我们不得“天时”；工厂是在平了一片坟地的基础上建起来的，离火葬场很近，当时员工上班没活干，有的员工看着火葬场的大烟筒说：我们这个厂是火葬场的八车间，言外之意，这个厂早晚要完蛋，年年亏损，不得“地利”；1984年上半年，厂里还有800多名员工，到了下半年，剩下不到700人，有100多人写了请调信调走，人心涣散，不得“人和”。

天时、地利、人和样样皆空，很多员工对企业丧失信心。

　　海尔在80年代的时候，企业里只有3个电大毕业生，那时大学毕业生都想到政府部门、科研单位、国有企业工作，集体所有制企业一个也招不进来。实际上，连张瑞敏都是被迫赴任的，因为连换三任厂长企业不见丝毫起色，张作为青岛市家电公司副经理责无旁贷。

而他拉时为家电公司普通干部的杨绵绵一起创业，原因也非常简单，就是觉得她和别人不同，在她的同龄人上班时间买菜、织毛衣、洗衣服的时候，她在认真地读书学习。这就是海尔的原始起点，中国一流的跨国公司原来脱胎于一个风雨飘摇的集体所有制的小企业。

　　海尔后来发展大了，人们自然地把它当作一个大型国有企业。

搞国企改革的成就展要海尔参加，海尔说自己不符合标准，有关部门会说你不用太在意这个，不是因为你是国有企业才让你参加，你做大了不参加，会显得不好看。有时地方统计国有企业数据也会把海尔统计进去，因为缺少这一块的话就显得太小。这种状况可能导致海尔这家集体企业染上了非常浓厚的政府色彩。

事虽如此，张瑞敏说：“海尔的性质清楚到不能再清楚了。来龙去脉都很清楚。所以我们就没有对有关争论作什么回答。也许有的人就是别有用心。他们很清楚这段历史，故意地这么来说。然后你再去一争辩，就变成一种炒作了。所以随便他们去说吧。”

　　当然，在海尔的发展过程中，享受到了许多“国企待遇”，譬如以划拨形式兼并国企，获得技改贴息政策等。

海尔“沾上”国有企业的边为其发展带来能够享受到的好处，其实也毋庸否认。例如，青岛市本着引导优良资产、优势资源向优秀经营者集聚的想法，20世纪80年代末把红星洗衣机、得贝冰柜、青空空调划给海尔，这些都为张瑞敏搭起更大的舞台，也将海尔推上新的台阶。

但是，政府把很多国有资产并给海尔，难道只是海尔搭政府的便车，没有政府搭海尔的便车之嫌吗？而且，如同经济学家夏业良所说，“要死的孩子别人救活了，已经是人家的了，就别舍不得”，不能因此模糊海尔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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